中药命名的文化内涵
中药的种类数以千计，若加上纷繁的异名别称，药名则有数万之众。在如此众多的药名，蕴含着大量古代传统文化的信息。分析、研究这些药名，我们可以追寻古人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对事物的认知方法及命名事物的思维方式。
中药大都是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其形态、色泽、气味千差万别，产地有东西南北、山泽燥湿之殊，性能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之异，再加以古代传统文化氛围（包括民俗文化、讳饰文化、外来文化）的熏染、渗透，使中药命名的途径、方法呈多元化。以下试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它，“药”如其名
据形、色、气味命名。这反映了古人对客观事物的体察入微，及善用类比形喻的联想。
如“牛膝”，《本草经集注》云：“其茎有节，似牛膝，故以为名。”再如“贯众”，《本草纲目》云：“此草茎叶如凤尾，其根一本，而众枝贯之，故草名凤尾，根名贯众。”又如“狗脊”，《新修本草》云：“根长多岐，状如狗脊。”后人又因其根皮上有一层金黄色柔毛，故称“金毛狗脊”。菖蒲有一别名曰“水剑草”，《本草乘雅半偈》云：“（菖蒲）喜生逆水，根茎络石，……叶心有脊如剑，四时长青。”乃据生长环境及叶形联想类比而得名，以上是据形、色命名。
又如“木香”原名“蜜香”，李时珍云：“因其香气如蜜也。”再如“茺蔚”（即益母），《尔雅》曰“萑(huán)”、“蓷(tuī)”。晋郭璞注：“今茺蔚也”。清代学者王念孙指出：“蓷者，充蔚之合声。充蔚者，臭秽之转声。”（《广雅疏证》卷十）王氏又引西汉刘歆云：“璀，臭秽。臭秽即茺蔚也”，“今益母草气恶近臭，故有臭秽之称”。“五味子”，《新修本草》云：“皮肉甘缓，核中辛苦，都有咸味，此则五味具也。”这是据气、味命名。
草药“金牛胆”，形似牛胆，色金黄，味甚苦。此乃兼以形、色、味三者命名。
有的药名除摹形外，又进一步作联想类比，产生异名。如“黄芩”，据其根之大小虚实有条芩、宿芩之分。宿芩大根内虚，其腹皆烂而色黑，故有“腐肠”之别称。此外又有“妬(dù)妇”之名，谓“妬妇心黯，芩腹心黑”。反映了古人的联想类比的思维方式及对妇女的偏见。
它，名如其“药”
按特性、功用命名。例如“凤仙花”功能活血通经，其色红，多汁，妇女常捣其汁涂染指甲，故又名“指甲花”。其子也可入药，名“急性子”，因其结英成熟后，稍加触碰，即果荚迸裂，褐色细子蹦出，状似急不可耐，故而得名。
再如“羊踯躅(zhízhú)”，是有毒的麻醉止痛药，陶弘景释其名曰：“羊误食其叶，踯躅而死。”（《本草经集注》）
又如“景天”，古人观察到其“性喜高显”，故常植置于檐屋上，以顺其性，其名亦由此而来（“景”有“仰”义）。景天有清火解毒止血之功，主治大热火疮，火热动血之症。故又有“慎火”、“戒火”、“火丹草”之名。
“王不留行”通经下乳之力特强，李时珍释曰：“性走而不住，虽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但王不留行还有敛、守之性，《本草经》言其有“止心烦、鼻衄”之功，《名医别录》称其有“主金创、止血”之效。可见其具有活血、止血的双向性功能。
故明代卢之颐云：“命名之义亦奇，吾身有王，所以主吾身之气血及主气血之留行者。气血之留，王不留，则留者行矣；气血之行，王不行，则行者留矣。顾血出不止与难产无乳者，两可用此，其义自见。”
（《本草乘雅半偈》第三帙）又指出药名当“以留、行两字分句读之”，如此，药名涵义当为“王不留”，“王不行”，分别针对经闭、乳少、难产与鼻衄、金创出血，则药之双向“主治功力，其可迎刃而解”（同上）。此说有文献依据与临床验证，较确切地诊释了寓于药名中的双向治疗作用，比李时珍之说更胜一筹。
他如“骨碎补”疗骨折，“伸筋草”舒筋络，“合欢”安神志，“防风”御风寒，皆以药之功用命名，可顾其名而思得其义。
以上二药物的命名，体现了古人对药物本身特性的体察入微，对药物主治功效的掌握详熟。
它，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采故事传说命名。这反映了古代民俗文化对药物命名的影响。
例如活血通经药“刘寄奴”，相传南朝宋高祖刘裕，小字寄奴，早年微贱时于山中伐荻，遇一大蛇而射之，蛇负伤遁去。明日往寻之，闻棒林中有杵臼声，见青衣童子数人正在捣草药，且云其大王为刘寄奴射伤，捣药为之敷伤。刘上前叱散之，取草药而返。后遇金疮敷之即愈。后人因呼此草为刘寄奴（见《南史·宋武帝本纪》）。
再如收涩止血药“禹余粮”，相传与上古大禹有关。《本草纲目》卷十引宋·陈承《本草别说》：“禹余粮，会稽山中出者甚多。彼人云：昔太禹会稽于此，余粮者，本为此耳。”又引《博物志》：“世传禹治水，弃其所余食于江中而为药。”上二例近于神话故事。
又如“使君子”，《本草纲目》卷十八引宋·马志《开宝本草)：“俗传潘州郭使君疗小儿，多是独用此物，后医家因号为使君子也。”
又如“蛇衔（含）”，《本草纲目》卷十六引刘敬叔《异苑》：“有田父见一蛇被伤，一蛇衔一草着疮上。经日，伤蛇乃去。田父因取草治蛇疮，皆验，遂名曰蛇衔草也。”此二例则为民间传说。
中国古代流传着大量与医药有关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这些故事传说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文人学者将采自民间的有关药物的传说、故事进行加工，以书面形式载录于史书、笔记、稗传，从而使药名的来历得到社会公认，医药学家又将其收录于医药著作，成为正宗的药名来源。故事传说的真实与虚妄姑且不论，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民俗文化对药物命名的影响和作用。
它，很有个性
冠特别标记命名。此类命名法又可分为两种，一种反映药物的产地及生长环境，往往在药名前加上产地、环境字样。
例如：“高良姜”，陶弘景曰：“此姜始出高良郡，故得此名。”李时珍进一步考证：“按高良即今高州也。汉为高凉县。……则高良当作高凉也。”再如“代赭石”，《名医别录》云：“出代郡者，名代赭。”李时珍曰：“赭，赤石也。代，即雁门也。”他如“巴豆”生巴郡川谷，“党参”出山西上党，“象贝”产浙江象山，及常用药川芎、杭菊、广木香、淮山药等，无不加上产地的印记。这反映了医药界推崇地道药材的实际情况。
又有冠以生长环境字样的。如生于水的“水苏”、“水蛭”、“水浮萍”，产自海的“海藻”、“海马”、“海浮石”。“石韦”、“石斛”、“石菖蒲”，示长于石；“地栗”、“地榆”、“地肤子”，明出于地。
另一种则反映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的渗入，古人往往在这些外域药物名前冠以“胡”、“海”、“番”、“洋”等特别标记。从这些不同的标记中，我们可以了解药物传入的时代及方域：
凡药名前冠以“胡”字的药物，多为两汉、两晋时由西北丝绸之路引入，如“胡豆”、“胡麻(即今之芝麻)”、“胡萝卜”、“胡瓜”(即今之黄瓜)”、“胡荽”、“胡芦巴”；凡冠以“海”字的（除指明产于海洋的外）药物，多为南北朝后由海路引进，如“海棠”、“海桐皮”、“海枣”、“海藤”等；凡冠以“番”字的药物，多为南宋至元明时由“番舶”（外国来华贸易的商船）引入，如“番茄”、“番薯”、“番椒”、“番木鳖”、“番泻叶”。有时冠以“舶”字，如“舶硫磺”、“舶乳香”；冠以“洋”字的药物，多为清代从海外引入，如“洋葱”、“洋参”、“洋姜”、“洋芋”等。
更有一些药名前直接标明国度，例如“石榴”是“安石榴”的省称。晋·张华《博物志》云：“张骞使西域，得安石国榴以归，故名安石榴。”“安石”，是古波斯的属国，又作“安息”，著名的芳香开窍药“安息香”，亦从彼国传来。
再如活血要药红花，原名“番红花”(番同“蕃”，音“播”)，《本草纲目》卷十五“番红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西番即吐蕃，是公元7一9世纪成立于青藏高原的藏族政权。其崩溃后，宋、元、明初史籍仍称青藏高原的部落为“吐蕃”或“西蕃”。番红花，今称西红花或藏红花。
他如“波斯白石蜜”、“倭硫磺”、“高丽参”、“花旗参”等，皆标有外来的印记。
它，需要个好名字
避讳改易其名，避俗雅化其名。这反映了古代君主独尊的思想及避粗俗求风雅的民族心理与风尚。是古代讳饰文化在药物命名中的具体表现。
中药名因与君王名字同或音同而改易者不胜枚举，有的甚至历经几个朝代的反复改易。如截疟要药“恒山”因历史上三个朝代的三个皇帝皆名“恒”（汉文帝、唐穆宗、宋真宗），故屡次改名“常山”，致使医药文献中出现了避讳改名→回改→再改名→再回改……的淆乱现象。再如“薯蓣”，至唐为避唐代宗（李豫）嫌名改为薯药；至宋又为避宋英宗（赵曙）名讳而改称山药（唐代已有的俗名），后世沿用，遂成通名。他如“罗勒”，因犯十六国时后赵高祖石勒之名讳，改名为“兰香草”；“玄参”、“玄明粉”，为避清圣祖玄烨名讳，改名“元参”、“元明粉”。
中药大多为天然物品，故取材范围甚广，一些日常视作废、秽之物亦常可取之入药。唐代韩愈曾云：“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进学解》）但此类药名以书面形式载入书中未免有俗、秽之嫌。因此古代医家每每隐去俗称，雅化其名。
例如“鸽粪”，因其屎皆向左盘旋，而称作“左盘龙”。“人乳”，因道经称久服可以成仙，故呼为“仙人酒”、“蟠桃酒”。人粪经加工后是救治温病高热神昏的要药，便据其色、依其形，美其名曰“金汁”。他如“灶心土”称“伏龙肝”，“鼯鼠屎”唤“五灵脂”，“鸡蛋膜”谓“凤凰衣”，“人尿”呼“轮回酒”、“还元汤”等，皆属此类。只是其修饰雅化均有一定的依据与道理，非随心所欲而为之，亦含有古代传统文化的涵义，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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