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芳
我国认识和利用中草药历史悠久。远古即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毒”的传说，多年前编成的诗歌总集《诗经》就记载了多种植物。传统中药采集和种植历经数千年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化分工裂变而催生的中药农业，已成为与食物农业、饲料农业、加工原料农业并列的分支，构成了现代化大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医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超九成确诊病例患者使用了中医药治疗，疗效在90%以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分享的战“疫”经验之一是“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国医疗专家组携带中药制剂支援国外抗“疫”；连花清瘟胶囊出口荷兰、伊拉克等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拉动了国内外市场对中药材的巨大需求，世界中医药热正扑面而来。我们必须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抓紧构建独特的中药农业产业体系，推进中药农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努力建设中药农业强国和中医药强国。
中药农业的基本特征
中药农业是利用药用植物、动物、菌物等生物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中药材产品的生产活动。它既有“母体”普通农业的属性基因，又有其独特的功能、属性。主要表现在十一个方面：
一是生长环境特殊。中药材的分布和生产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无论品种、产量和质量都有一定的地域性，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和天地自然最佳组合的产物。药王孙思邈说“用药必依土地”，说的是药材的道地性，对土地的要求比普通农作物特殊。现代科研证明，中药产地不同，土壤的理化性质、微量元素含量也不同，药效就有差异。如产于河南焦作的怀地黄，其有效成分梓醇含量为0.%—0.%，而粤鲁陕等地所产，含量仅为0.01%—0.06%，故怀地黄以焦作产为优。国医大师金世元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市曾把全国各地道地药材集中在昌平进行培育。但不管怎么创造条件精心种植，不仅长势令人失望，药用价值更是无从谈起，原因就是离开了原来的生态环境。
二是管理要求不同。普通农作物种植多为大田种植，而传统中草药多不与粮争地，喜欢长于深山峻岭、田边地头水岸；与大田作物追求新品种、大产量不一样，中药材生产提倡挖掘老品种，回归传统，以保证道地性和药性；普通作物追求快产快出，但中药材须达到一定的种植时间；大田作物是“顺境”出产量，管理上要精心呵护；而中药材是“逆境”出品质，管理上要求仿照天然生境，以保持其抗逆性。
三是采收加工条件特殊。中药农业对栽培、采收及加工方式比普通农业更为讲究。孙思邈说：“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以时采收，与朽木不殊，需费人功，卒无裨益。”指出药材采收在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时最为适宜，否则必然影响药效，甚至变成次劣药材。因而民间有“适时是宝，过时是草”“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知母黄芪随时采，唯有春秋质量高”等说法。至于炮制与加工，也对道地药材的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用料、火候、生熟都极为精细、讲究。道地阿胶制作时，需要东阿当地的纯种黑驴皮、东阿水及特殊的熬制工艺，才使东阿阿胶具备特有功效。
四是基本功能特殊。普通农业的基本功能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一是温饱，二是口感。而中药农业是为了丰富和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即防未病、治已病，活得健康，延长寿命，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中药农业这一特殊功能，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延续的秘笈。人类历史上曾发生大大小小无数次瘟疫，我国仅从西汉到清末就发生过次大型瘟疫。中医药庇佑我们不仅存活下来，还开枝散叶成人口最多的族群，使数千年文明得以传承，从未出现过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场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甚至灭族、灭城乃至亡国和文明消失的悲剧。年的抗击非典和这次新冠肺炎阻击战，都向世界证明中药仍是当代抗“疫”的宝贵资源，中药农业是有效抗“疫”的物质基础。
五是经济价值更高。中药农业的收益，往往高于普通种植和畜禽养殖，其加工效益更是倍增。古人即有“一亩药，十亩田”之说。据湖南省调查，普通药材每亩纯收益上千元，种得好的珍稀品种每亩纯收益可达元，实行GAP种植，销售收入至少还可提高30%以上。在黑龙江省，干贝种植效益是玉米种植的倍。安徽省食用菌行业协会调查显示，一亩标准化赤灵芝大棚，年产孢子粉和子实体产值7万元左右，高于大棚蔬菜收入数倍；加工成破壁孢子粉，品牌产品产值可达百万元。日本一种风靡世界医药市场的用于肿瘤切除后的“天地欣”注射剂，就是一种香菇提取物，一针卖到元。
六是市场需求更广。从古至今，中药不仅中国人吃，外国人也吃。中药在国内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有众多中药材交易市场和数千家药厂的原料需求。在国外，中药农业的国际市场也日益扩大。目前我国中药类商品已出口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全世界40亿人在吃中药。任何一类普通农产品都不可能卖到这么多的地方，拥有这么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次新冠疫情后，中药农业的市场广域性和消费者数量，更是普通农业难以逾越的。
七是资源禀赋独特。据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我国现有中药资源种，远比普通农作物资源丰富。按地域，古有南、北药之分；按民族，则有藏、蒙、维、傣、苗药等等之别，构成了绚丽多彩的中药资源宝藏版图。普通农产品如粮棉油肉蛋奶等，大多数国家都能生产，而中药虽有部分进口品种（如檀香、砂仁、公丁香、肉豆蔻等），但绝大多数药材原产地都在中国大陆，其生产、加工及使用的理论、方法、技术基本都掌握在我国人民手中。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药农业在世界农业市场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非普通农业所能比拟。
八是品种相对稳定。多数农作物需要不断改良品种，通过选育、杂交、细胞融合、基因工程等技术进行良种培育、品种更替。而中药材不同，其基原非常稳定，不会随意变更。按照《药典法》规定，一个新品种要成为中药品种的基原，需要经过复杂的药理、毒理实验，甚至通过等效性研究。这样，应用诸如远缘杂交、转基因等现代技术培育的品种，很难成为药材的品种基原。因此，药材品种具有更加相对的稳定性。虽然常规育种方式也是药材品种品质进化的手段，但须严格遵循《药典法》，技术突破的难度较大、试验周期较长，以确保药材药性。
九是本质属性独特。普通农业属自然科学，其发展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中医药自古被称为“生生之学”，中药农业的属性既是自然科学，又是人体生命科学，须同时遵循自然、经济和人体生命科学规律。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归经等药性，本质是药症对应，即对人的生命运动进行生态性调理，进而防病治病、保护人体健康。钟南山院士谈及新冠肺炎患者治疗时指出：“中药可以预防病毒进入体内、进入细胞内，如果病毒进入细胞内，中药可以预防它繁殖。中药还有一个全身性调节作用，这是中药的特色和长处。”医生的大爱仁心，就是通过中药的这种机理来实现的，这正是中药农业特殊作用和本质属性的体现。
十是社会认同度高。我国有数千年的食药同源传统，国人对中药农业及其产品的养生、治病作用认同度很高。童叟妇孺几乎都能顺口说出几味药材的名字，知晓其基本功效。一些流传千年的民谚，一句话就是一剂简便廉验的单方，如“枸杞养肾，菊花败火”“若要睡得好，常服灵芝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红枣加黄芪，补血又养气”“萝卜缨子不要钱，止泻止痢赛黄连”。其中一些食药同源的普通农产品，人们是从药的视角、从自身健康的需要进行提炼和概括。这种源于民族基因传承的社会公认度，给中药农业烙上了特有的鲜明历史记忆，绝非耗巨资进行品牌宣传能得到的。
十一是文化元素独特。中药是有内涵、有灵魂、有文化传承的健康产品，也是包括哲学艺术宗教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生命学，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中国式原创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中药因此成为代表国家形象的特色文化元素。去年发布的《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是我国首份国家形象调查，涵盖世界主要区域22个国家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餐、中医药、武术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占比分别为55%、50%和46%。这印证了毛泽东同志上世纪五十年代说过的话：“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个贡献。”作为国粹的中医药物质文化符号闪耀世界，中药农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鉴于中药农业的特殊性和当前发展中药农业的紧迫性、重要性，笔者认为，应将中药农业从大农业领域中分离出来，单立门户，构建完整的中药农业产业体系。
构建中药农业产业体系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中药农业发展迅速，—年，其产业增长36倍之多，其中种植面积达到万亩，占世界第一位；中药饮片规模20年间增长了倍；同时中药材出口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仅占世界植物药销量的2%，日本汉方药则以90%的份额稳居第一，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占5%-7%。据海关数据，年，我国中药贸易出口总额39.09亿美元，绝大多数是中药材和低附加值的植物提取物，其中中成药仅2.64亿美元，折射出我国中药农业发展水平的落后。故业内有“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的说法。有专家认为，与普通农业相比，中药农业要落后二三十年。
造成我国中药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固然很多，深层原因则是支撑中药农业发展的产业体系尚未建立。把脉我国中药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因体系构建缺失而致的“病灶”，起码有以下五点:
一是管理上“九龙治水”。中药农业包含一二三产业，管理线长面广，涉及农业、林业、海洋、矿物、卫健、中医药管理、市场监管、科技、工信、地矿、海洋等十多个部门，业内称之为“九龙治水”。比如，中药材及其饮片在总体上属于国家药品监管局负责，但在其进入饮片厂之前，中药种植（包括食药用菌）归农业农村部门主管；野生动植物（包括林下中药材经济）归林业部门；矿物药归地矿部门；海洋药归海洋部门；而中药饮片的生产和流通，又涉及中医药管理、药监、卫健、市场监督等多个部门。部门职能有交叉、分割而治，中药农业的统筹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加上中药农业发展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等原因，严重制约了中药农业发展。
二是药材质量堪忧。中药的生命力在疗效，而疗效的一端是药性，药性取决于药材的道地性。就药材而言,“毁掉一个品种的最好方法就是换地方栽种”。而现在药材种植的突出问题恰恰是由于质量标准、监管体系未建立，道地药材非适宜区无序引种、大面积扩种，一些道地药材不地道，药性弱、品质差。过去“一家开药铺，十里飘药味”，现在鼻子凑到跟前也闻不出很常见。中药材种植普遍套用大田生产模式，大肥、大水、打农药，与种庄稼没两样；部分药农受利益驱动，缩短生长年限“抢青”、非适宜季节采挖；加工时搞硫磺熏蒸、染色等“面子工程”，化学浸泡增重掺假；至于保持中药药性的炮制工艺更是几近失传。老百姓戏称：药材姓“材”还是姓“药”，吃到肚里才知道。治病救人的中药材“病”了，即使大夫再好，开的方子再好，吃了也没用。对此，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周仲瑛曾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医将亡于中药！”这绝非杞人忧天。
三是药材良种缺乏。突出表现是品种短缺。历史上中药材的种子种苗，主要依靠野生资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大力发展药材人工种养，种子种苗“自繁自用”。如今60多年过去，药材的种子种苗供应量仍有70％以上来自这一块，而且盲目引种、无序扩种药材，对道地品种无异于“逼良为娼”。同时，种子种苗基地和市场规模较小，管理混乱。目前全国平均每年药种用量多万公斤，种苗用量多万公斤，但供给的品种退化、混杂严重。另一方面，中药材良种繁育研发力量弱、成果转化难，现有良种推广率不足10%。令人担忧的是，长期重采轻育、过度采挖和生态环境破坏，造成了野生药材种质资源流失及退化严重，濒危品种增加。中药材大县安徽省太和县历时五年的资源调查表明，境内中草药野生资源的种群、品类和数量，较20年前大幅减少，有些已难觅踪影。药材种质是生物传递给后代的一整套基因，也是保证药材品质和道地性的基础和前提，丢了种源，就是丢了中药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是生产水平落后。首先是中药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田间生产、采收和产地初加工环节的机械化严重滞后，仓储物流等配套基础设施极度匮乏。其次是中药农业组织化程度低，种植仍以千家万户分散为主，大部分种植户对药材营养元素的需求种类、量、时期，对水分需求量、时期特点不清楚；播种、除草、采收、清洗、干燥大部分环节依赖手工操作，按GAP严格实施规范化生产的基地尚不到10％。目前人工种植的个重要品种，仅有70个左右建立了GAP基地。再是中药农业加工体系尚未建立。产地初加工水平落后，加工方式和规格混乱，很多道地药材失去传统的炮制方法，造成药性减损。目前中药材原料利用率低于30%，70%的剩余物被作为废料排放。至于深加工更是短板，中药制剂水平远落后于日韩。
五是市场与信息滞后。突出表现在产供销严重脱节，未形成产业利益共同体。中药农业信息化特别是质量安全追溯应用普遍落后于设施种养业，更遑论建立信息化体系。药农种植普遍缺乏有效透明信息指导，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基本上是凭经验、随大流、跟着感觉走。传统中药材市场交易方式落后，市场持续萎缩。由于药材品类繁多、专业性强，大型综合电商平台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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