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父辈的旗帜》是一部以美军士兵的角度来叙事的影片
已经进入暮年的伊斯特伍德选择二战题材,并且分别从美国和日本的角度拍摄关于硫磺岛之战的姊妺篇。《父辈的旗帜》是以美军士兵的角度来叙事的,而《硫磺岛的来信》则是以日本士兵的角度来叙事。伊斯特伍德用这么大的规模去制作两部关于二战的影片,我想他并不希望这两部作品是延续《最长的一日》、《拯救大兵瑞恩》同类型题材的电影辉煌,也并不是仅仅希望这两部作品在此路线上有所突破,我个人觉得这两部作品更像这位导演对于自己的一个交待,他需要用这个题材讨论“普通人”与“战争”的关系。《父辈的旗帜》是根据詹姆斯·布拉德利,也就是“医生”约翰·布拉德利的儿子的同名书籍改编。影片的内容非常直接,透过对那幅著名的二战新闻照片“无名的士兵”(六名美军士兵将一面国旗插在硫磺岛的一座山顶)的幕后呈现,主要讨论其中三名幸存者顶着“国家英雄”的桂冠的人生以及战争对他们的影响。
《父辈的旗帜》这部叙事线索交错纵横的电影沿着三条情节线布下了一个网络,一条线是关于硫磺岛之战的战争进程,一条是其中三位幸存者被作为国家英雄送回国帮助美国政府发行战争债券之后的人生经历,一条是沿着本片的叙事者詹姆斯·布拉德利对其父亲的最后岁月的追忆。伊斯特伍德在《父辈的旗帜》中采取如此错综的故事讲述方式,带出来的是关于“议题”讨论的深度,或者说导演可以将此“议题”建筑在对比性呈现的方式中使得讨论的严肃甚至残酷性直接逼近观众,当然,这个叙事也使得这部作品在故事”的讲述上“情节性”的一气呵成和震撼感不得不受到损失。这不是一部关于所谓以“正义”为前提的战争反思片,这不是讨论“战争”是否有“好的战争”和“坏的战争”之分,而是讨论一般意义上“战争”所塑造的“国家英雄”和这些“英雄”在本质上就是“普通人”而受到的心理扭曲,讨论作为国家/集体所需要的“英雄”背后的普遍悲剧事实。负面性。
《父辈的旗帜》的悲剧性是优雅舒缓地到来的。在美国海军登陆作战的舰艇上,士兵开始欢呼,因为美国空军正在低空飞行冲向硫磺岛进行猛烈攻击。这时一个士兵在船舷处,被激动而拥挤的人群挤落到海水中。开始,人们还带着玩笑的口吻和落水的士兵打趣,但是紧接着他们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没有任何一艘军舰会停下来对这个士兵进行营救。这个序曲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当战争机器开始运作的时候,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是无声无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同影片中的总统对三位幸存者说,他们攻占了座战场的山顶,现在他们还要为亿美元的战争债券去占领一座金山。对于这个运转着的战争机器的代表者而言,他看到的士兵的死亡或者荣耀都只是精彩的演出而已。这种演出的根本性质转换到生活的细节就是冰激凌可以做成升旗者的雕塑模样,然后在上面可以浇上如同鲜血的草莓酱,这个细节仅是针对那些战争中的普通演出者才真正令人心碎。
在这部《父辈的旗帜》中,伊斯特伍德几乎用了浓重得不能再浓重的笔墨去描述印第安人“酋长”艾拉和白人之间的紧张。影片对战争前夕的描写,伊斯特伍德用一种冷静和深情的方式停留在这个议题上。在军舰的船舱内,白人士兵对艾拉调侃着印第安美女和所住的小茅屋,而此时艾拉拿出的是日军对付战俘的照片。这时气氛变得凝重起来,死寂的空间里广播中日军用英文播出的心理战广播,女播音员向美军士兵说着留在美国国内的他们的女人不能独守空房之类的话,而后大放英文情歌。导演让这个段落结束在一个士兵熄灭了直在燃烧的打火机。正是如此,伊斯特伍德在这部作品的大量的关键时刻都凸显出美国内在的种族冲突的事实,这个美国的阴暗侧面加深了艾拉内心深处隐藏着秘密的沉重(他穿越上千公里终于和当事者的父亲说出了秘密),然后艾拉成为路过他所耕作的田地的白人的合影对象,最后艾拉倒毙在农舍之外。
艾拉成为导演将战争对普通人戕害的议题讨论的某种焦点。《父辈的旗帜》对硫磺岛战争的场面作了极为精致的“呈现”,这种“呈现”的残酷性超越了《拯救大兵瑞恩》,如果说在斯皮尔伯格那里“呈现”本身是具有表演性的话,那么在伊斯特伍德的这部作品中“呈现”的对象才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部作品的镜头取消了猛烈晃动,反而有着一种更为冷酷的真切感。同样,这种冷酷的真切中的抒情性质也油然而生,在影片最后的镜头,山顶的大俯拍,前景的那面美国国旗飘扬着,而远处的海边这群插旗的士兵脱光衣服跳入海水,无论他们即将死于战场,还是将作为被遗忘的英雄默默消亡,在时间之流中,这个镜头如同那幅著名的照片一样都是给予“无名者”的永恒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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